理论文章：以科技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全面创新

理论文章：以科技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全面创新

全面创新统筹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业态创新、社会创新等各领域创新，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全要素、全系统、全方位变革，呈现出创新范围的全域性、创新层级的贯通性、创新主体的全员性、创新内容的全面性、创新活动的协同性、创新体系的包容性等特征。我们要深刻认识创新发展的重大意义，以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全面创新，把全面创新的核心地位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创新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洞察，充分体现了以改革驱动创新、以创新引领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全面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我们要以科技体制改革为牵引，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领域一体改革，驱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对全面创新理论内涵的再认识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制度、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优势越来越集中体现在科技创新能力上。我国正处于建设科技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新时期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先导和根本支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引领性和前瞻性。

“全面创新”概念内涵历经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转变，从管理需要到政策表述的功能转变，从提高生产力到统筹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观念转变。在学术界，从企业创新管理的微观视角出发，我国学者率先提出了全面创新的微观概念，即企业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创新，还需要其它类型创新与之相配合，如战略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模式创新等，通过全类型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首次在文件中阐述全面创新。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进一步拓展了全面创新的内容构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全面创新作为政策概念，已被广泛用于我国政策文件中，成为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全面创新的内涵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既要突破原有局限于微观的理解，又要注重背后的生产关系逻辑，特别是与生产关系有关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从而形成宏中微相统一的理论基础，更好厘清全面创新基础制度背后的逻辑机理。全面创新统筹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业态创新、社会创新等各领域创新，形成以理论创新为基石、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文化创新为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全面创新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全要素、全系统、全方位变革，呈现出创新范围的全域性、创新层级的贯通性、创新主体的全员性、创新内容的全面性、创新活动的协同性、创新体系的包容性等特征，实现了宏中微观的统一。

微观层面企业全类型的创新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再发展。创新是企业家不断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推动企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这一过程涉及企业各类创新要素和创新方式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控制原材料新供应源（价值链上的战略创新等）到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工艺创新），再到推广新产品（产品创新）、开辟新市场（市场创新）、实现工业新组织（组织创新或流程创新）。仅关注企业创新的某一方面都是以片面、孤立的方式看待创新，缺乏创新的系统观。

中观层面全领域的创新核心要义是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全面融合、彼此支撑。全面创新的实现纽带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业态创新、社会创新等深度融合，不断激发经济动力活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民生福祉增进、绿色智能社会转型、区域发展活力增强。

宏观层面全方位的创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理论创新指引创新发展的方向，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支撑。制度创新则是全面创新的规则保障，嵌入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产业创新等过程与活动中。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和作用，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引领。文化创新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最深层根基，创新过程必然伴随“革故”，文化创新关键是思想观念的创新，从观念突围和更新着手，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创造力，推动全社会创新。

全面创新的新趋势与新变化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

新时代以来，我国全面创新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科学研究面向新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深入与拓展，技术革命核心驱动力和演进方向基本明确。基础科学不断向宇观极大尺度、微观极小尺度、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方向拓展，对暗物质和暗能量奥秘的揭示，可能颠覆人们对大尺度宇宙和微观物质的认知。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引领变革的主导力量，与能源、生物等协同融合将技术革命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网络等技术加速引领智能化浪潮，量子科技颠覆人类社会的脚步逐渐接近。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生物技术推动人类从认知生命进入设计乃至创造生命的新阶段。能源革命向供需一体化、绿色化方向持续推进，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采集系统、存储系统与智能电网的融合将构成绿色的能源体系，能源需求方同时成为能源供给载体。科学技术呈现高度交叉、渗透和扩散的特征，科学、技术与工程的界限日益模糊，科技创新进入大融通时代。

随着技术革命主导权的争夺范围持续扩大，前沿必争领域的竞争烈度直线上升。大国科技博弈呈现复杂化长期化趋势，主要国家在机器人、生物技术、自动驾驶、卫星技术、先进计算、增材制造、脑机接口、新材料等战略必争领域的控制更加严格。同时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低碳科技等前沿领域加快布局，以更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路线引导全社会力量参与，意图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

第二，产业创新基本范式正在变革。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对全球产业体系进行全扩散和全覆盖。信息技术创新与各产业技术创新融合速度日益加快，这种融合创新导致了信息世界与物理世界、生命世界的交叉融合，产生各种杂交、变异的技术种群，带来难以预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不断深入，产业创新也呈现出与信息技术融合更加紧密、同时自身发展不断深入的群体性跃升态势。

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将成为产业技术开发的普遍工具，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资料。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将具备把智能设备、人和数据连接起来，并以智能方式利用这些数据的能力，从而实现将机器、设备和网络与信息世界的大数据连接在一起。产业制造在集中的同时，也开始呈现出分散的态势，此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微观载体的企业更加关注前端，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等更加关注场景驱动和生态构建。由于变革性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创新加快涌现，模仿跟进创新范式难以为继，企业必须通过原始创新突破现有理论、技术的束缚才能赢得持续竞争力。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赋能虽然体现出巨大潜力，但企业必须基于场景才能牵引应用和迭代，开拓新市场，提升供应链和生产流程效率、优化企业生产成本、加强产品质量控制。同时，企业创新从以往供给侧的技术推动范式、需求侧的市场拉动范式，加速向集成式的系统整合范式转变，创新的协同性、开放性、系统性特征日益重要。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寻求与外部合作伙伴、研究机构甚至是竞争对手展开合作，以共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路径。

第三，科技与社会、环境、生态融合创新速度加快。

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进，原有的“技术—经济—社会”范式正在发生变迁，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的交互程度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在推进社会创新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科技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为贫困、疾病、环境污染、生态保护、社区发展等提供解决方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以数字技术为桥梁链接正形成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以实现更智能、更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科技创新对社会、环境、生态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已成为各国政府决策的重要考量。科技创新造成失业失能等社会摩擦的现象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分化加剧，可能出现“低技能/低收入”和“高技能/高收入”两个极端。生物技术发展触及人类伦理极限，人类需要从个体与集体的不同角度来思考怎样应对寿命延长、记忆提取等诸多问题。颠覆性技术出现速度正在加快，需要重新审视人才、文化和组织方式，也考验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第四，制度创新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手段。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优越的制度保障始终是世界主要科技强国实现科学昌盛、技术发达、创新实力雄厚、综合国力领先的关键法宝。国家实力之争的关键是科技创新能力之争，背后较量的是制度优越性。近年来，各主要国家从科技管理架构和方式、科技政策体系、科技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调整，不断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美国、日本、韩国、瑞典等建立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亲自挂帅的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决策（议事）机构，在国家最高层面制定统一的科技创新战略规划。欧美主要经济体开始以重大使命任务为载体，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组织，优化政策的系统化设计和执行。例如美国2022年颁布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围绕半导体的研发创新、产业化、人才供给及国家安全保障进行体系化布局和政策支持。同时各国围绕重点议题和重大任务，着重弥合不同阶段创新活动隔阂，加强创新主体间协同，促进各类创新活动全链条融合，实现相关改革和政策的全链条设计和全主体协同。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新文化实际上也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和影响创新主体和科研人员从事创新活动的行为选择。当前，伴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脑机接口等的发展，各国都着眼于人的需求和社会转型，强调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理念，试图形成相适应的行为规范、社会认同的伦理等，促进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的交互进步，并以此寻求新兴产业的差异化竞争路径。

以科技体制改革为牵引构建全面创新制度基础

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必然最先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充分发挥科技体制改革对各领域改革的重要作用，从支持全面创新的各方面、全领域、全链条谋划推进，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以产业创新为重点，以企业创新为抓手，促进各类创新有机结合，推进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全要素、全方位变革，构建中国独特的战略优势、能力优势和制度优势，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

加强对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力量、资源的统筹。全面创新的关键内核是不断催生高质量科技供给，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实力。我们需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加强对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政策措施等的统筹。首先，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在组织实施体系上，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在重点产业链上，要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等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在政策支持上，要推动科技政策从各管一段向构建高效协同的政策体系转变，针对新型举国体制、战略博弈必争领域强化精准政策支持。其次，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以任务为牵引加强战略科技力量之间的协同合作。最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两条腿走路”，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

强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制度保障。全面创新的重要内容是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潮涌更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首先，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其次，继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确权改革。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制度，将科技成果转化与产学研合作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健全研用一体攻关成果转化应用机制，在重大科技任务实施中，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一体设计、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突出市场和用户导向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

真正在制度上确立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全面创新的微观基础是增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开辟新市场、推出新产品、催生新业态。当今世界，企业除承担发展经济、吸纳就业这一基本功能外，也在实现国家使命、保障国家安全、争夺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主导权等方面承担着更大的责任。首先，确立以企业为主导的重大产业创新项目管理模式，保障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完善企业牵头、高校科研院所参与的创新联合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共同凝练问题、联合开展攻关、协同推进应用。其次，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价值扣除比例。畅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完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加大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基地向企业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布局力度。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全面创新的根本支撑是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要进一步突出科技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首先，面向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推进教育改革。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特别是面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革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其次，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最后，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